优绩主义者为什么不快乐？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著名的电影《夜》里，莫妮卡·维蒂饰演的年轻富家女瓦伦蒂娜在自家豪宅派对上遇见一对精神涣散、貌合神离的中年夫妇。瓦伦蒂娜在一块巨大的黑白格子地板上自己和自己玩某种记分规则不明的扔石子游戏，马切洛·马斯特洛亚尼扮演的失意作家乔万尼坐到了她对面，问她这游戏怎么玩。瓦伦蒂娜说，答应我，不管怎样我们要玩到700分。乔万尼不语，两人很快一来一去，把石头给扔丢了。让娜·莫罗扮演的妻子莉迪亚则从楼上看到了一切，甚至正是她把丈夫引导到瓦伦蒂娜身边的。

20世纪下半叶的人文思想倾向于将理解人的欲望机制放在认识论的最中心。瓦伦蒂娜、乔万尼和莉迪亚在玩一种欲望游戏。换句话说，不管他们在这派对上扔石子、玩剧本杀，还是打王者荣耀，都不过是三人行欲望游戏的某种载体。游戏规则不仅不稳定，还通常先验地服从于转瞬即逝的欲望与不可言说的暧昧挣扎。

在《夜》里，真正的游戏也不是扔石头，而是上流社会的底层游戏规则。瓦伦蒂娜的父亲问底层出身的乔万尼写作能赚多少钱，告诉他可以让他在自己公司干一份工资不菲的“公关总监”工作，这样乔万尼和他女儿交往后才能维持生活水平。乔万尼犹豫的眉目之间已经暴露了他最根本的欲望问题——他爱自己远超过女人和钱。他的自恋与自尊心同时在摧毁他为了攀爬社会阶级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与虚伪。

就像萨特喜欢说的那句俗套话，“自由是一种诅咒”。一个人进入一场大小不一的游戏，无论扮演什么角色，押大还是押小，焊跳还是倒钩，都是个人主动的选择，没有任何其他人或者神能怪罪。

然而到了我们身处的2020年代，主流思想与如今学院里流行的分析哲学似乎完全放弃了对个人欲望的理解，直接把认识论与原始道德伦理观念捆绑在一起，将其视为一种可用逻辑甚至数学公式推导出来的客观并且集体的事实。于是，今天大部分年轻人第一次接触哲学听到的不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博弈论”或“电车难题”。我们不再关心乔万尼为何从瓦伦蒂娜家里走出来，与莉迪亚坐在草坪上怅然发呆，我们只关心乔万尼如何在这场人生的棋局里获得最大的利益。不只是乔万尼，还有莉迪亚，还有瓦伦蒂娜。一通不带情感的算计之后，我们（算法已经平均了我们所有人）不得不得出最优解：乔万尼应该放弃写作去当公关总监并洁身自好；莉迪亚应该跟这个早已不爱她，她也早已不爱的出轨渣男离婚；而瓦伦蒂娜，如此美丽又多金的瓦伦蒂娜，绝对不应该跟一个没钱的老男人谈恋爱。我们计算出来的行为结果仿佛是完全正确的，“为他们好”的，甚至除了完全脱离、违背了这三个人自己的底层欲望以外，恐怕连人类游戏最终的裁判——老天爷都找不出毛病。

美国犹他大学的越南裔哲学教授C.阮氏（C.Thi Nguyen）有关游戏哲学的新书《成绩：如何停止玩别人的游戏》（The Score：How to Stop Playing Somebody Else's Game）用大量的篇幅验证了这种思维方式。用近年来流行的说法，这就是最标准、最教科书级别的“优绩主义”思维方式。但当我们说“优绩主义”的时候，真正在说什么呢？

在这本书的起首，哈佛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阮氏就大方承认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优绩主义者。像很多热衷于把人生当排位赛的人一样，他还擅长用一种优绩主义打败另一种优绩主义。写论文发期刊让他疲惫不堪，充满焦虑与自恨？没事，他爱上了攀岩。“攀岩拯救了我，”《成绩》的第一句话这么写。然而阮氏本是个不擅长体育的书呆子，他并不真的享受运动，或者像他的攀岩搭子一样，享受优雅的攀岩动作。他只是在业余爱好中寻找本职工作找不到的满足感——做有标准答案的题并获得高分。“每条爬道都有一个困难指数——是整个攀岩圈舆论认定的。在主流攀岩文化当中，困难指数基本上就是一个打分系统。”仅仅做自己做得到的事是不能得到高分的，因此，阮氏总是在找更难的爬道。而得到高分，必然让他疲惫不堪，充满焦虑与自恨。“我想爬到我能爬到的最高的地方——任何能被称为胜利的地方，能给我下一个分数的地方。”

最蹩脚的拉康派分析师都能看出来，在阮氏的潜意识里，任何不让他焦虑自恨的事都不能满足他对自我的幻想。他为自己编造的幻觉自我是个能够咬紧牙关克服万难，得到最高的高分且同时认为自己“享受了整个过程”的超人。这最后一点，对一个美国人尤其重要。东亚优绩主义者可能对追求优绩过程中的种种体态不雅、龇牙咧嘴并无多大思想包袱，美国文化则几乎不包容哭着追求所谓的成就——那样看起来太不体面，“trying too hard”，只有刘美贤式的松弛感才真正配得上金牌。阮氏夹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可以想象他有多痛苦。

而同样可以想象的是，《成绩》理应叙述痛苦，却绝对不在叙述痛苦。阮氏不是一个拉康派，也绝不可能像吉尔·德勒兹一样认为认识论（真正的思考）是“与现实的暴力冲撞”，是产生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对一个2020年代的人来说，这可能太接近欲望的本质了，而欲望是今天的我们最反对的——一种无法量化、没有效率的东西。阮氏想搞清楚自己为什么总是被全套优绩主义套进去，为什么总在十分投入地玩人生这场游戏，却总在亏损。他想要解套的正确方法。

他首先定义了一个概念——“价值捕捉”（Value Capture）。所谓“价值捕捉”，就是“你从外在渠道获得价值观，且在不做出调整的情况下让这些价值观主导你”。他举了一些直观的例子，比如“餐厅不再在乎做好吃的食物，而开始只在意点评数据”；“学生不再在乎学习，而只在乎GPA”；“科学家不再在乎发现真相，而只在乎拿经费”；更有甚者，“教堂不再在乎上帝或者布道，而只在乎一年洗礼了多少人”。在这个过程中，阮氏认为，人“将价值观外包给了某种机构”，而“被衡量的和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之间”，有一道“鸿沟”。

这时候，弗洛伊德主义者可能会说，有这样的想法，恐怕与童年和母亲息息相关，但我们姑且忽略这点，因为阮氏并没有在《成绩》一书里描写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他自认为是一个从小热爱打游戏的宅男。打游戏，阮氏将其定义为“奋斗型玩耍”（Striving Play）——在奋斗型玩耍中，你想赢并非认为赢很重要，而是因为尝试赢的过程给了你一种可以接受的挣扎感。在奋斗型玩耍中，你并不真正在意长久地赢。你暂时给自己注入赢的欲望，只为了让自己享受奋斗的过程。而像大部分亚洲孩子一样，阮氏从小被父母要求弹钢琴，“却完全忽略过程的美感”，只是表面上“看上去很美”。他一直苦恼于此。

是的，优绩主义者们习惯于脱离本质，将成绩放在欲望之上，把幸福与银行账户里的数字等同，在虚妄的奋斗当中消耗所有的HP值。优绩主义者们不快乐。他们永远满足不了自己的幻觉自我。但阮氏可能没有想过，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氪金式玩家”“脑袋空空的麻木玩家”“从不内耗的无限自恋玩家”“GG EZ（Good Game,Easy.）的天赋型玩家”，或者更扰乱社会秩序的消极主义“奥涅金式玩家”。一个所谓的优绩主义玩家，是主动走上这条不归路的，将责任推卸给游戏规则有时候很像一种无力的辩解。就像《夜》里，莉迪亚在接到友人死去的消息时，才第一次认识到从没有碰过她的身体、只教她读书的这位友人才是最爱她的，而无论如何辩解，莉迪亚此刻都意识到，自己过往对“真爱”的渴求并非那么纯粹。她要的并不是爱，而是满足自恋。她无法再将得不到爱的责任推给自己的丈夫，一个与死去的友人相比智识与情感都欠缺，却远远更为风流倜傥，也因此在社交场合更为游刃有余的虚伪男人。

换句话说，优绩主义很可能不是一种外在强加的社会规则，而就是优绩主义者的本质欲望。《成绩》一书很像阮氏无法与自身欲望和解的证明。每一个把优绩主义挂在嘴边的人，最终最不愿意承认自己就是镜子里那个无可救药的卑鄙的投机分子。只有像乔万尼一样，真正快要得到垂涎已久的“奖品”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你并不像幻觉中的自我那样无可救药——你不够卑鄙，甚至并不怎么卑鄙，你只是出于各种原因，无法直视自己的欲望，热衷于将失落感外包给社会。

让我们免于庸俗，不要再用“优绩主义”形容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