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治理难题的大湾区答案

202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这是APEC第三次进入“中国时间”——从2001年上海、2014年北京，到2026年深圳，三个承办城市分别对应长三角、京津冀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三大核心经济增长极。承办城市的选择，体现了中国立足区域发展格局、推动亚太开放合作的整体布局。当前，APEC治理与亚太区域合作面临诸多挑战，本次深圳峰会有望借鉴大湾区实践经验，为亚太经贸协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APEC方式的治理困局

APEC于1989年成立，为适配亚太成员巨大的发展差异与制度多样性，逐步形成独特的APEC方式——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为原则，兼顾灵活性与渐进性，通过非约束性承诺、单边行动与集体行动相结合，走出一条不同于刚性区域一体化机制的亚太合作路径。这种灵活模式保障了APEC的包容性，但也伴随结构性短板。因不具备法律强制约束力，决策依赖全体协商一致，在全球地缘格局变化、单边主义与贸易碎片化冲击下，机制约束力不足的短板越发凸显。当前亚太区域规则体系分化明显，跨区域自贸协定交错并存，APEC在推进数字贸易协同、绿色低碳规则对接、跨境经贸便利化等一体化议题时阻力增大，区域一体化进程推进缓慢。

亚太自贸区（FTAAP）是APEC长期核心愿景，历经多年探讨与推进，整体落地路径仍不够清晰。当前APEC面临的核心挑战，是区域共识弱化、一体化实质推进动能不足。如何兼顾多元诉求、完善务实合作路径、重塑区域协同动力，成为重要议题。而粤港澳大湾区在制度型开放、跨境要素流通、跨制度协同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为亚太区域包容合作提供参考与借鉴。

大湾区：APEC治理的微缩试验场

粤港澳大湾区与APEC的治理内核，有着结构性相似之处，是观察亚太多元合作场景、验证异质协同模式的绝佳微缩试验场。依托“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大湾区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多元融合发展格局。这里并存内地法律体系、香港普通法系、澳门大陆法系三大法治框架，涵盖内地、香港、澳门三个独立关税区，通行三种法定货币，形成了多制度、多关税、多币种的差异化发展格局。这种显著的制度异质性，与APEC21个成员经济体在制度形态、发展阶段、规则体系等方面的多元性相契合，为亚太跨主体合作提供了真实、可落地的试验场景。

大湾区的发展成就为这一参照示范提供了坚实支撑。2025年，大湾区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以全国不足0.6%的国土面积、约6%的常住人口，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大湾区发展的价值不仅在于经济体量的增长，更在于探索出一套适配异质主体合作的全新治理逻辑——合作无需以制度同质为前提，协同无需以制度对齐为代价。面对制度壁垒，大湾区跳出了“统一制度、对齐体系”的传统合作路径，坚持包容差异、务实破局，聚焦经贸、科创、民生等重点领域，通过精准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素融通，实现功能性一体化发展。这套“存异求通、务实增效”的治理范式，有效回应了多元主体合作的核心难题，为同样面临制度差异治理挑战的APEC，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协同发展思路。

大湾区“存异求通、务实增效”的治理范式

大湾区的融合发展实践，是一场立足多元制度差异、聚焦务实合作增效的系统性治理试验，其核心要义可概括为“存异求通、务实增效”，具体体现在三大实践路径。

一是以差异化包容适配，夯实多元异质的合作根基。有学者指出，大湾区政策设计需要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尊重三地制度差异，形成差异化协同模式。整套治理范式建立在尊重区域内法律体系、关税规则、货币体系的客观差异之上，不强行追求制度对齐、体系统一，始终以务实增效为目标，聚焦功能对接、实质共赢。通过精细化、场景化、机制化的软联通举措，大湾区将“制度之异”逐步转化为“制度之利”——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协同中凝聚合力，真正实现“存异不阻通、多元能增效”。

二是以场景化精准破题，落地功能性跨境协同机制。不同于传统区域合作先统一制度，再推进合作的模式，大湾区坚持问题导向，聚焦跨境科创等领域精准攻坚。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典型样本——在3.89平方公里的限定区域内，实施享惠主体“白名单”制度、落地“科汇通”科研资金跨境流转机制、探索科研人员通关便利化，以“一区两园”模式推动深港优势互补。2026年施行的《深圳经济特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条例》，进一步从人员、货物、资金、数据跨境监管等方面提供法治保障。类似的探索还 发生在横琴、前海等地，大湾区各重大平台以各自方式证明：在制度差异面前，与其等待规则完全对齐，不如以具体场景为突破口，在行动中积累经验、在探索中逼近共识，从而实现高效的跨境协作。

三是以清单化案例试点，全域打通多领域规则衔接。广东已累计推出四批70个粤港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覆盖要素跨境流动、营商环境、民生融合、重大平台建设等核心领域，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试点经验可沉淀。从“港车北上”到“粤车南下”，跨境通行壁垒逐步破除；“跨境理财通”等金融机制落地实施，畅通资本要素双向流动；“湾区标准”统一行业规范，粤港产品碳标签互认对接国际绿色贸易规则。一系列微观制度创新持续压缩跨境合作的时间成本、合规成本与交易成本，在制度差异的背景下实现降本增效的实质突破。

大湾区治理范式如何重塑亚太合作议程

大湾区“存异求通、务实增效”的治理范式，以差异化包容适配、场景化精准破题、清单化案例试点的软联通逻辑，为破解传统区域合作中的制度性障碍提供了新思路。2026年APEC以“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为主题，聚焦“开放、创新、合作”三大优先领域，大湾区治理探索恰好为这一议程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

当前，地缘格局深度调整，全球供应链面临重构压力。APEC合作理念正经历从效率优先向效率与安全兼顾、发展与韧性并重的深刻转型，韧性建设已成为其供应链合作新范式的核心支柱之一。作为大湾区核心引擎、全球供应链关键节点，深圳的实践为这一转型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注脚。2025年深圳对APEC经济体进出口达3.1万亿元，2026年7月又与10个APEC经济体的16个港口签署合作协议并启动国际绿色航运走廊。这些探索并非孤立的经贸动作，而是“存异求通、务实增效”在供应链领域的延伸——以功能性合作突破制度壁垒，以务实联通替代博弈对抗。

从底层逻辑看，大湾区与APEC面临着相似的治理挑战，主体差异大、制度体系不同、发展阶段不均，却同样依靠包容协同、务实联通实现共赢。大湾区实践印证，制度差异不是合作的负担，多元共生恰是区域发展的韧性源泉。不强求制度统一、不依赖强制约束，以柔性规则衔接、功能性要素融通构建共赢生态。当前APEC面临的治理难题，或将在2026年深圳峰会从大湾区实践中获得有益启发，而“存异求通、务实增效”的治理范式，将进一步推动韧性高效的亚太经济合作落地生根，促进共同繁荣。

（作者系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